編者按：回望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正是中國快速城鎮化的時期。改革紅利在城市的發展和人口的市民化過程中得以極大釋放，從而催生了一批讓中國引以為傲的世界級大城市。而隨著諸多大城市的空間發展邊界面臨“天花板”，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頻發，城市發展的“單兵”路徑已然不合時宜，改革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為此，我國早在“十一五”規劃中就提出，要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由此，城市發展的“抱團”新路徑成為潮流。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中，正在走向深入的城市群發展戰略將為我國帶來哪些改革紅利，又將面臨什么樣的利益糾葛和發展困局?半月談編輯部在全國兩會召開前組織城市群調研小分隊，分赴多地了解各大城市群發展的最新動向，探尋城市群發展的新思維、新模式、新路徑、新希望。

圖為湖北武漢城市一景 程敏 攝

城市群重構中國經濟“新版圖”

半月談城市群調研小分隊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作為新型城鎮化主體形態的城市群發展格局初露端倪，并逐漸成為引領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載體與平臺。多維度推進的城市一體化，正在推動城市群互聯互通、協同融合，不僅優化了原有的城市體系和格局，還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決定未來地區競爭力的核心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圍內，一般以1個以上特大城市為核心，由至少3個以上大城市為構成單元，依托發達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網絡所形成的空間組織緊湊、經濟聯系緊密并最終實現高度同城化和一體化的城市群體。

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區域與城市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方創琳指出，城市群是當今世界城市發展的主流和趨勢。目前，公認的大型世界級城市群主要有以紐約為中心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東京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5個。

從全球來看，城市群已成為國家參與世界競爭與國際分工的全新地域單元，決定著21世紀政治經濟發展的新格局，是世界經濟重心轉移的重要承載體，更是國與國之間競爭的主陣地。根據世界銀行《重塑世界經濟地理》報告，全球一半的生產活動聚集在僅占全球大約1.5%的土地面積上。以美國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為例，這個面積為6萬平方公里、占其國土面積1.5%的城市群，人口卻達到4500萬，占美國總人口的20%;制造業產值占全國的30%，是美國最大的生產基地、商業貿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如今，我國城市群建設快速推進，發展格局初步形成。根據國家有關規劃，城市群是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明確了東部地區三大城市群與中西部若干城市群的發展重點，突出發展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中原、長江中游、哈長等城市群。從發展程度看，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發展較為成熟，綜合發展水平占有絕對優勢，代表了我國城市群發展的最高形態。

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秘書長、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副院長張學良分析認為，城市群是決定未來地區競爭力的核心，將成為我國發展的“主引擎”。原因在于，我國的區域經濟正在由“板塊經濟”向“城市群經濟”轉變，各類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呈現出向中心城市，以及中心城市周邊的城市區域的集聚態勢。2013年，我國23個城市群以占28.9%的國土面積，聚集了全國63.8%的人口，創造了85.7%的地區生產總值。

“聚合效應”成為激發轉型新動能

“我們泰富重裝超過八成員工家在長沙，公司每天派出8臺大巴來往長沙和湘潭接送員工。”總部位于湘潭國家級經開區的泰富重裝集團副總裁謝芳莉告訴半月談記者，隨著長沙、株洲、湘潭三市之間邁入“半小時通勤圈”，三市跨城上班族越來越多。湖南長株潭城市群融城發展漸入佳境，一體化和協同效應明顯，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增長速度和發展質量，都位居湖南省前列，實現了“1+1+1>3”的效果。

城市群的“聚合效應”正成為推動我國經濟轉型的新動能，激發區域內城市創新的“強引擎”。在長三角，旨在打造全球有影響力的科技創新高地的“滬嘉杭G60科創走廊”正在全力推進建設。上海市具有國內領先的科技創新能力，杭州正在打造有全球影響力的“互聯網+”創新創業中心，以G60高速為紐帶，上海、杭州為雙核，嘉興作為配套區，打破行政區劃，推動人才、資金、裝置、項目等科創要素自由流動、優化配置，其產生的創新生態系統和產業集群效應，成為區域快速崛起并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數據顯示，2016年杭州市實現的信息經濟增加值為2688億元，對該市GDP增長貢獻率超過50%。

“滬嘉杭G60科創走廊”的實踐只是長三角城市群實施產業轉型升級的縮影。城市群儼然成為區域經濟的重要增長極，將重構經濟“新版圖”，支撐我國未來一段時期經濟持續發展。

在100多公里長的廣深高速公路上，分布著一批行業領先的龍頭企業和成長性好、具有跳躍式發展態勢的“瞪羚企業”。8家本土世界500強企業扎根于此，騰訊、華為、中興、大疆、OPPO等全球知名企業在此茁壯成長。這些明星企業如同一顆顆珍珠，串起一條創新“項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袁俊分析指出，伴隨改革開放40年發展，以廣深高速公路和軌道交通為依托的廣深軸線區域，聚集了高新科技人才、技術、信息和資本等創新要素，初步形成了廣深創新經濟帶。今后將有更多的新技術、新思維在這條創新走廊跨界融合，形成“血脈”貫通的超級產業群，成為全國創新發展樣本。

“城市命運共同體”初顯雛形

許多地方正在從多個維度加快推進一體化，嘗試破除行政區劃等體制機制障礙，促進城市間互聯互通、協同融合，“同城效應”日漸顯現。

作為中國共享經濟的標志，共享單車發源地正是長三角城市群。記者在長三角城市群采訪發現，共享經濟內涵正在不斷擴展，從最早的共享單車、共享房屋向更高的領域和層次邁進。

比如對科技創新資源的共享。在科技部指導下，長三角三省一市共同開展了“長三角大型科學儀器協作共用網”建設。滬蘇浙皖共有1479家單位、17081臺(套)價值30萬元以上的大型科學儀器設施入網，總價值為182.74億元，有效減少了區域內科研經費和實驗設備購置的重復投入。

而依托互聯網開展的共享工廠，在制造業產能總體過剩的情況下，新進入者不用自建工廠，就可以委托現有的產能加工制造。阿里巴巴“淘工廠”業務總經理袁煒表示，共享工廠將工廠產能商品化，合理分配生產，有利于促使行業競爭轉向行業協作。

除了交通一體化，各城市群還積極探索醫療衛生、生態環保等領域的一體化。如嘉興市與上海三家醫療機構建立了點對點醫保聯網結算合作關系，通過系統直聯方式讓參保市民在上海的醫院刷卡結算。京津冀地區為破解大氣污染頑癥，加快推進以電代煤、以氣代煤等，實現了散煤“清零”，PM2.5平均濃度2016年比2013年下降約33%。

城市間“一畝三分地”意識進一步打破，協同發展漸入佳境。河北省先后承接京津先進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現代商貿物流等產業轉移項目超過1.2萬個，北京企業在津冀投資額已超過2000億元。“產業協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實體內容和關鍵支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說，京津冀三地正聯手用產業互補、融合，打造協同發展的城市命運共同體。(半月談城市群調研小分隊：方列劉良恒 何欣榮 徐旭忠 李俊義 張超 白明山 趙瑞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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