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中國人“財富大增值”的年代，也是一個家庭債務風險劇增的年代。比如在2016~2017這一年時間里，只要買了房，財富就直線上升。財富盛宴背后，是老百姓加足杠桿，鎖定了未來25年以上的現金流。但很多人突然發現，財富增值了，錢也沒有了。

有調查機構統計顯示，我國家庭杠桿率近年來逐年攀升，2006～2016年杠桿率從11%上升至45%，2017年9月底更達到50%上下，10年間增長3倍。這一債務累積速度令人擔憂。

從“怕欠債”到“高負債”

愛存錢、怕欠債、謹慎消費，這是老一輩中國人的理財觀念。但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資產增值速度過快，年輕人比從前更愿意消費和貸款了。不知不覺，部分國人財務狀態已經從“怕欠債”轉變到“高負債”。

上海白領王小姐2016年在長風公園附近買了一套150多平方米的改善性住房，總價近千萬，夫妻倆月供超3萬元，這接近家庭月收入，平時開銷要蹭老人的退休金。

北京34歲的李先生感嘆，夫妻倆“啃老”買了房子，一套自住房、一套學區房，每年房貸要還20萬元。家里6口人，倆娃上學，還要養車，合計每年支出超過40萬元，日子過得緊巴巴。在北京這種一線城市，競爭激烈、壓力大，他們認為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想到以后孩子長大點開銷會更大，總是很焦慮。

李先生和王小姐的生活現狀代表了一批在城市打拼的中青年“群像”。

之前，在網絡上被推上風口浪尖的深圳中興科技員工跳樓和華為清退34歲以上員工等事件，暴露出“中年危機”的現實。在家庭負債壓力過大背景下，中年人需要背負四座“大山”：房貸、車貸、贍養老人、教育子女。

很多家庭敢于高負債，是基于資產持續升值、收入不斷提升，一旦出現資產估值水平下降、收入下降，家庭負債能力就不可持續。不敢辭職、不敢生病、不敢要二孩，成為當前不少家庭的真實想法。

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殷劍鋒指出，從國際比較來看，2016年中國居民部門負債和勞動報酬之比是90%，而2008年不到50%;美國這一比值2008年是140%，2016年降到118%。可見，美國居民部門在去杠桿的同時，中國的居民部門在加杠桿。

負債跟勞動報酬的比值，可以衡量一個家庭的負債程度和家庭債務風險。家庭收入越低，負債和勞動報酬之比越高，消費傾向越容易受到債務影響。從90%的數字不難看出，快速升高的居民部門杠桿，正在對居民消費造成影響。

房貸成為中國家庭債務大頭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認為，現在中國家庭債務風險被忽視了，監管部門應該將它跟企業債和地方債風險放到同等重視的程度上來。

不同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都在敲響家庭債務風險的警鐘。2017年11月，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發布的《三季度中國去杠桿進程報告》指出，居民部門杠桿率依然延續上升趨勢，從2017年二季度的47.4%上升到三季度的48.6%。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家庭債務課題組發布報告指出，2013年至2016年，中國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由30.7%上升到44.4%，已經超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前的家庭債務累積速度。這還不包括公積金貸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債務，如果將這些因素均考慮其中，2016年底中國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可能超過60%。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中國家庭債務報告執筆者寧磊表示，2017年中國家庭短期貸款遠遠超過中長期貸款增速，說明一些家庭持有的現金、銀行儲蓄、金融資產等流動性資產趨緊，需要借短期貸款補貼流動性。與此同時，像螞蟻花唄、京東白條等網絡消費貸款以及大量沒有牌照的網絡小貸迅猛增長，且尚未統計到銀行短期貸款中，若將其都統計在內，家庭的債務杠桿會更高。

房貸成為中國家庭債務的大頭。近期，西南財經大學下屬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了《中國工薪階層信貸發展報告》，報告調研了逾4萬戶家庭數據和12萬家庭成員，發現工薪家庭平均總信貸需求額為26.5萬元，其中房產信貸需求額為22.5萬元。工薪家庭平均實際信貸額為12.5萬元，其中86.3%是住房信貸。

可見，李先生和王小姐這樣的買房負債群體，成為居民杠桿率飆升背后的重要推動力。

然而，巨大的債務壓力、瘋漲的房價，并未讓中青年群體的購房欲望得到遏制。背后原因錯綜復雜，子女教育無疑是重要推動力之一。想到繼續增加負債買房，在京城上班、已在燕郊購房的宋先生感到壓力倍增。“燕郊教育水平不高，公立學校教育水平還不如老家。為了孩子上學，硬著頭皮也得去城區買套房。”

2017年以來，我國采取了堪稱“史上最嚴”的房地產調控措施，但依然抑制不住居民買房的熱情，甚至部分非住房貸款“暗度陳倉”流入房地產。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研究員王夢雯表示，2017年3月以來，短期消費貸款同比走勢大幅攀升，明顯偏離穩中有升的零售額。按照社會零售額同比走勢估算，2017年3月以來新增異常短期消費貸款金額約3700億元，估計約有3000億元流向樓市。

顯然，這種變相“短貸長用”的行為，涉嫌違規操作。在沖擊業務的壓力下，商業銀行普遍通過給個人直接授信等方式，來擴大城市居民貸款空間。相比住房抵押貸款，披著“新馬甲”流入房地產的短期消費貸，存在更大的潛在金融風險。

警惕由家庭債務風險引發“灰犀牛”事件

雖然中國家庭債務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段距離，專家普遍認為不會發生類似美國的次貸危機，但仍需警惕家庭債務風險引發“灰犀牛”事件。

在寧磊看來，目前美聯儲已開始縮表和加息，如果中國央行也提高基準利率，大量家庭的房貸支出將會大幅增加，給家庭資產流動性帶來一定沖擊。此外，中國家庭的儲蓄和收入增速趨勢都是向下的，家庭債務的放大對經濟的影響已經出現。

毫無疑問，居民的銀行儲蓄、持有現金等流動性資產受到約束性影響后，會進一步影響居民消費，從而給中國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挑戰。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家庭杠桿率存在嚴重的分布失衡，具體表現在地區差異、年齡段差異等方面。

截至2017年8月，福建、廣東、北京、江蘇、浙江、上海、云南、貴州、西藏、新疆等16個省份的杠桿率超過50%。其中，福建省的家庭杠桿率達到105%。如果家庭債務的累積出現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地區，不僅會影響當地居民生活質量，還會拖累宏觀經濟，可能隱含系統性風險，進一步增加宏觀調控難度。

城市家庭杠桿率偏高主要體現在中青年家庭。那些在2015年后以各種形式舉債購房的年輕人，很可能是中國社會中杠桿率最高的群體。在一二線城市，年輕人買房除了向銀行貸款外，通常還會向親友借錢。在高負債時代，這些中青年的財富最危險。如果房價出現較大波動，或者經濟持續下滑，他們的家庭債務風險就會顯現出來。一旦資不抵債、斷供停貸，甚至會造成更大的系統性風險。

摩根大通預計，到2020年中國家庭杠桿率將進一步上升至61%。家庭杠桿率增加將主要由信用卡快速增長和在線P2P貸款所推動。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當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低于10%時，家庭信貸繼續增加可能會對GDP增長起到積極作用;當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30%時，家庭債務的增加會損害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增長。

前面我們提到，即使不將公積金貸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債務考慮在內，2016年底中國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也超過了44.4%。這個數據已經超過IMF給出的30%的警戒線。

中國家庭債務快速上升，對消費升級、金融安全和經濟增長等方面的負效應值得關注。同時，居民杠桿率快速上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領域，有引發房地產泡沫的隱憂，須保持警惕。未來幾年，不論是在宏觀政策還是微觀監管方面，都要多方位提前籌劃，緩釋風險。（半月談記者 桑彤 姚玉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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