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在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針對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建言獻策，呼吁讓每個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

抓住“牛鼻子”，教師隊伍建設是關鍵

“抓好了教師隊伍，就是抓住了教育優先發展的‘牛鼻子’。”安徽蚌埠市第一實驗學校校長崔建梅代表說。

不久前印發的《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備受代表委員關注。“意見中‘確立公辦中小學教師作為國家公職人員特殊的法律地位’和‘確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平’，說到老師心坎上了。”崔建梅說，“現在教師隊伍最關心的是這個意見能不能全部落實、如何落實。”

山東臨沂第一實驗小學岔河校區校長張淑琴代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認為：“教師作為專業技術人員，職稱是其專業水準的重要標志，決定教師職業地位和工資待遇，影響教師物質和精神生活，影響教師的職業吸引力。”

而由于中小學高級職稱指標有限，許多優秀教師多年評不上，挫傷了他們的教學積極性。安徽宿城一中副校長劉秀云代表建議，高級職稱的評定應該去除指標化，正高的評定標準作適當下調。

降溫“燒錢式教育”，校外教育培訓機構亟待規范

校內減負、校外“廝殺”，學生課業負擔由校內轉到校外、課上轉到課后的趨勢愈演愈烈。“不在培訓班里坐著，就在去培訓班的路上”，“燒錢式教育”被許多家長稱為“碎鈔機”。

“教育部門在學校課程建設和課程改革上動作頻頻，但外圍監管缺失的教育培訓機構在擾亂正常教育的環境和教育秩序。”劉秀云代表告訴半月談記者，“一些教育培訓機構從城市開始滲透到鄉村，有的并沒有教育資質，甚至是以教育咨詢公司的名義開辦的。”

劉秀云代表痛心地說：“很多教輔機構許諾給學校的任課教師和班主任高額回饋，將師生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利益關系，也扭曲了教師和學校管理者的關系以及家長和學校的關系。”

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副主任胡衛委員提出，加快規范課外補習市場，教育主管部門要加強對校外教育培訓機構的資質管理和審核，對教育培訓機構教師和工作人員進行系統的專業培訓。

在提升教育培訓機構質量上，胡衛建議，鼓勵有實力、有能力、有資質的培訓主體承辦培訓機構，同時發揮圖書館、書店、紀念館、文化館、體育場館、青少年宮等在校外教育培訓市場中的公益性、主導性作用。

民革中央的發言中提出，應明確要求課堂教學嚴格執行教學大綱，查禁教師弱化課堂實效、參與課后補習牟利行為;探索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和聯合監管機制，取締無證培訓機構;杜絕各類學校與培訓機構合作擇優、“占坑”錄取等行為，堅決打破固化的“利益鏈”。

莫讓網游成新“鴉片”，加快推行網游分級制

伴隨手機和上網價格的下降，游戲玩家的門檻越來越低，大量中小學生把網游當成自己最主要的興趣愛好，不少未成年玩家沉溺其中，課余生活被占據，家長為此普遍焦慮。

“有些游戲正成為毒害青少年成長的新‘鴉片’。”廣州大學副校長于欣偉委員認為，現有的網絡管理制度規章層次較低，缺乏頂層立法，使得網絡游戲得不到應有的管理和規范，特別是網游分級制難以落實。

如何在保障用戶體驗的同時，界定游戲邊界和適齡人群?于欣偉委員建議，盡快研究出臺強制性分級標準;明確負責游戲分級的統籌牽頭政府部門，嚴格監管和審核游戲開發商、游戲運營方對分級制度的合規執行情況。

正視“兒童早熟”，促進學前教育普惠健康發展

學前教育長期處于教育資源中的薄弱環節。投入少、總量不足、師資短缺、辦園水平參差不齊，造成“入園難、入園貴”。

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代表認為，學前教育是性格塑造的關鍵時期，決定社會主體今后行為模式和價值取向。他建議，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

“近年來，信息化發展程度不斷提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及智力進程程度加快，對外界事物及自身行為的認知、辨識能力增強，性格塑造的形成時期也有逐漸提前的趨勢。”朱列玉代表說，現有的義務教育年齡標準，已經難以滿足信息化發展和幼兒社會認知的需要，應當予以提前。

代表委員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普遍認為，學前教育具有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國家應大力建設公辦幼兒園，統一各地區教育標準，實現真正的公益普惠。

“‘有心生’卻‘無人帶’正成為阻礙二胎政策實施的阻礙。”朱列玉代表提出，唯有國家大力扶持，使幼兒教育為所有家庭普遍享有，二胎政策才能有效落實。

改革職業教育供給側，謹防學校趨利、學生盲目

加快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需要培養一支高技能人才隊伍，創造發展新動力。“我國職業教育面臨著專業匹配不夠、職業精神缺乏、職業技能不足三大難題。”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錢學明委員在發言中指出。

據調查，廣西全區59%的中職學校設有“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74%的高職院校設有“物流管理”專業。學生選擇專業往往是“什么專業好聽，就報什么專業”，卻不一定符合社會客觀需求。

錢學明委員認為，學校的趨利性和學生的盲目性，造成專業匹配度不高。由于職業教育經費撥付采取“補人頭”方式，學校往往“什么專業好招生，就設什么專業”，生源對職業技能訓練普遍缺乏興趣，難以培養出職業精神。

一些職業教育缺乏校企合作、產教融合，造成學生技能不足。廣東梅州市梅縣區東山中學教師李杏玲代表表示，如何鼓勵和引導企業參與到校企合作中來，需要更多的激勵舉措。

錢學明委員認為，職業教育存在的問題，實質上是需求側管理沒有跟上。為此，他建議：發揮人社部門作用，促進校企合作、產教融合，促進供需平衡;立足產業發展實際，因地制宜辦好職業教育;弘揚工匠精神，從小培養職業興趣。

破解殘障兒童入學難，提升教師融合教育素養

去年5月1日起實施的新版《殘疾人教育條例》明確提出，要優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積極推進融合教育。然而，現實并不樂觀。

2017年9月，在新的一批中小學新生入學之際，全國心智障礙者家長組織聯盟發起的“適齡殘障兒童入學狀況調查”顯示，適齡受訪者(6-15歲殘障兒童)只有45%正在接受義務教育，休學/在康復/在家等的占37%。

針對此，廣東律師協會會長肖勝方代表表示，保障更多殘疾學生就讀，促進他們與其他同學的融合，提升教師的融合教育素養是關鍵。

他建議，教育部應要求師范院系所有師范生的必修課程中增加融合教育理念和方法等內容;合理配置特殊教育資源，確保普通學校所需的特教師資，解決編制和待遇問題;制定適合殘障學生發展的評價標準和融合教育教師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

給“人才帽子”瘦身，勿讓浮躁氣、利益鏈侵蝕大學精神

為吸引、培養高層次人才，國家多部委、各省市和眾多高校紛紛推出各級各類的人才計劃。據九三學社中央不完全統計，國家層面和省級層面分別有人才計劃84個和639個，而市縣層面人才計劃多不勝數。

很多科研人員為了“爭帽子”，片面追求論文數量，助長科研浮躁之風。人才計劃存在重疊交叉，導致資源非正常地向少部分人才過度集中，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人才稱號評審也缺乏有效監督，容易滋生腐敗和學術造假。

九三學社中央的發言提出，人才稱號過多過濫，亟須精簡。通過科學評估，關閉“僵尸”人才計劃，停辦低效率人才計劃，合并同類和定位相近的人才計劃。

與此同時，推動人才稱號“去利益化”，切斷背后的利益鏈，把人才稱號還原為反映科研貢獻和學術能力的一種科學榮譽，將評選標準由聚焦人才身分向聚焦人才能力轉變。

此外，一些來自高校的代表委員呼吁，建立評審監督機制、績效評估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打擊評審過程中的違規腐敗行為，維護學術純潔和大學精神。（半月談記者 原碧霞 周穎 周暢 潘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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