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廣

自黨的十九大作出“我國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以來，推動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推動高質量發展進行了具體部署，提出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要尊重經濟規律，遠近結合，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經濟平穩增長和質量效益提高互促共進。

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已經形成廣泛共識。從目標上看，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態、新方式，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從動力機制上看，高質量發展就是我們常講的“內涵式發展”，主要靠創新和技術進步驅動;而低質量發展就是“外延式發展”，主要靠要素和投資驅動。

衡量高質量發展最主要的標準是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快并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力量，就表明經濟發展已步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由此觀之，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仍面臨不少發展瓶頸和制度瓶頸。

一是要素供給的限制，包括資源環境約束、人口結構變化和融資成本偏高等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是過去粗放式發展的代價，越積越多，在經濟體內形成巨大的發展包袱或“病灶”;人口結構變化，將抬高人力資源特別是普遍勞動力的成本，使經濟增長空間受到限制;而金融結構不合理、體制不完善則導致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制約經濟效率的提升。

二是結構性矛盾突出，影響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我國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為存量結構問題。過去長期的高增長主要是追求增加產量，忽視質量和效率，產生了大量的低效GDP或低水平的過剩產能，成為經濟體內部的一個大“腫塊”，它們吸附了大量資源要素，卻不帶來產出或產出很少。與此同時，它們還擠壓了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空間，破壞了經濟發展的整體環境。

三是發展在區域間、城鄉間、產業間、需求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些問題不僅不符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而且割裂了發展的整體性、協同性，使經濟各個領域之間、各種環節之間，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動，反過來又制約了高質量發展的推進。

總的來看，以上發展瓶頸有些是發展自身的問題，但更主要是體制改革不到位、制度不完善不合理帶來的問題。要推進高質量發展，必須培育新的強大動能、必須優化產業結構、必須著力改革完善體制機制。這其中，形成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制度環境最為關鍵。

首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真正實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繼續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簡政放權，建立責任清單、負面清單，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全面落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認真解決民營企業反映的突出問題，堅決破除各種隱性壁壘。要打破行政壟斷，防止市場壟斷，用有力的產權保護、順暢的要素流動，讓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競相迸發。

其次，深化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金融財稅制度。金融財稅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性環境，對推動高質量發展將起到關鍵性作用。要改革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支持金融機構擴展普惠金融業務，規范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著力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要健全地方稅體系，減輕企業負擔，促進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發展。要清理各種不合理不規范的稅收優惠政策，并通過征收財產稅等來調節收入差距，盡可能減少存量資本占有對新增分配的不公平問題。

第三，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加快建立適合高質量發展的政府業績評價和考核制度。要深入研究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指標內涵，進一步修改完善五大領域發展指標體系。要根本改變唯GDP的考核目標，政府業績要全面體現“五位一體”的發展理念;在量化指標中，除GDP、就業等宏觀指標外，加大質量與結構優化指標的權重，特別要突出創新發展與綠色發展，可考慮依法實施“重大生態環境問題一票否決制”。要把“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要求落實到位，破除人才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努力形成人人崇尚創新、人人渴望創新、人人皆可創新的良好環境。(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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