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6月1日拍攝的京報館舊址（邵飄萍故居）。

紅磚紅瓦、紅色窗欞，在北京市東城區五四大街29號，一幢坐北朝南的建筑于6月重新開放，向如織的游人靜述著紅色的歷史煙云。

1919年5月3日晚，這個后來被稱為北大紅樓的地方燈火通明，人頭攢動。一位戴著圓形眼鏡、一身斯文的年輕人，第一個走上臺開始演說。從報告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經過和原因，到痛斥西方列強的丑惡、北洋政府的軟弱，他的激憤之情溢于言表。

100多年前的華夏大地，風雨飄搖，滿目瘡痍。飽受屈辱的中華民族站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他要以文字和宣言喚醒民眾。

他向臺下千余張年輕的面孔振臂疾呼：現民族危機系于一發，我們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只有淪亡……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

17個小時后，改寫中華民族歷史的五四運動爆發。主席臺上那位演講者、燃火者便是民國著名報人、毛澤東的“老師”、后來的中共秘密黨員——邵飄萍。

被譽為“鐵肩辣手”的邵飄萍，為何一心成為“宣傳家”？百年前的一代報人又如何以筆為槍，用生命詮釋紅色信仰？

“每遇內政外交大事，感覺最早，而采訪必工”

熱播劇《覺醒年代》中有這樣一個片段：李大釗替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申請了邵飄萍新聞學報告會的聽課證。一次會上，毛澤東、鄧中夏與陳俊達就“怎樣才是合格的新聞記者”展開討論。毛澤東答道：做一名出色的記者，比知識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場和職業操守，追求真理是一名記者至關重要的品行和良知。

這正是邵飄萍一貫的新聞堅守。在他看來，新聞事業不同于其他事業，它是“社會公共機關”“國民輿論代表”，當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是非善惡標準，反映國民的要求。

在創辦《京報》前，邵飄萍以愛國志士的形象活躍在北京報界。

1916年，邵飄萍被上海《申報》社長史量才派駐北京，以中國新聞“特派員”的身份戰斗在反動軍閥統治中心。

邵飄萍。 資料圖片

邵飄萍尤其善于在常人無法突破的私談、會面中收集關鍵新聞線索。一次，邵飄萍聽說段祺瑞為了向法國借巨額外債而召集府閣重要官僚開會，還邀請法國駐華公使出席。邵飄萍深諳段祺瑞政府官員和警衛崇洋媚外的心理，他略加化裝，跟隨法國公使步入會場，一路暢通無阻。會議開始后，邵飄萍就坐在會議室外的休息室，裝作等候公使隨叫隨到的樣子，側耳傾聽會議室內的談話。第二天，段祺瑞政府的丑聞便見諸報端。

面對大是大非和關鍵內幕，哪怕可能會引來殺身之禍，他也堅決報道。1917年初，府院之爭矛盾激化。段祺瑞出走天津，脅迫總統府，換來的是黎元洪妥協，段祺瑞回京。

邵飄萍半夜得知消息，立即趕往北京站，沒想到撲了個空，于是換乘汽車，直奔段氏官邸。到門口他掏出一疊鈔票，拿出一半對門衛說：“你只要通報，不管段總理見不見我，剩下一半也是你的。”

滿腔得意的段祺瑞正等待一個傾訴的機會，立即欣然會見邵飄萍，兩人暢聊至凌晨3點。

對此，報人張季鸞對邵飄萍敏銳的新聞嗅覺和獨到的采訪本領盛贊有加：“每遇內政外交大事，感覺最早，而采訪必工。北京大官本惡見新聞記者，飄萍獨能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

在風云詭譎的軍閥時期，32歲的邵飄萍痛感于外國通訊社“任意左右我國之政聞”，偌大中國卻沒有一處“全國人發表言論之機關”的境況，于是辭去《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一職，創立《京報》。

受邵飄萍影響的《京報》，一度代表著新的潮流，不僅講求新聞的時效性，還在新聞采訪、版面設置、印刷發行等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更重要的是，《京報》勇于直面軍閥混戰導致的社會現實，以針砭時弊的犀利筆觸，贏得了社會聲望。

報館僅開張幾天，邵飄萍就有《查辦吳佩孚》《武人與政客》《敬告某某兩派》《匪與督軍》等檄文般的系列文章陸續見報。這種集中式的刊載方法，強化了報道內容，拉長了人們對議題的關注時間，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影響力。

辦報僅一個月，《京報》的發行量就從300份增加到4000份，最高日發行量達6000份，成為當時北京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一時間，京報館成為揭露政治腐敗，為民眾吶喊，使反動軍閥望而生畏的革命輿論陣地。

邵飄萍將親手書寫的“鐵肩辣手”四字懸掛于編輯部，勉勵自己與同仁肩扛社會責任。在局勢混亂、外憂內患的時刻，他始終堅信，“鐵肩辣手，快筆如刀”以救中國。

犧牲60年后，他的“秘密身份”才浮出水面

北京市西城區魏染胡同30號，一幢中西合璧的青灰色兩層磚樓，門楣上至今留著邵飄萍手書的“京報館”。經過兩年的騰退和修繕，今年6月，修繕一新的京報館重新開放，一批又一批人懷著敬仰來此探訪。

站在魏染胡同南口，邵飄萍嫡孫邵澄告訴記者，1926年4月24日，祖父就是在這里被捕的。

邵飄萍被押往警廳后，京報館被包圍。偵緝隊從京報館搜出馮玉祥聘請他為軍事顧問的聘書、軍事電報密碼本等，還有他“宣傳赤化”的所謂證據，作為邵飄萍犯罪的物證。

就在邵飄萍親友為其尋找營救途徑之時，直奉聯軍總執法處草草將邵飄萍“提至督戰執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秘密判處他死刑。

在京報館，一張日歷和一個停止的座鐘，把時間凝固在1926年4月26日凌晨4時。天未亮，一聲沉悶的槍聲劃破北京夜空。被押赴天橋東刑場的邵飄萍，以身殉報殉國，結束了他短暫而燦爛的一生。

邵澄說，臨刑前，邵飄萍神色坦然。他向監刑官拱手說了句“諸位免送”，隨即狂笑數聲，慷慨就義。

一年后，1927年4月，他的入黨介紹人李大釗，這位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先行者犧牲在絞刑架上，年僅38歲。

1949年4月，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親自批復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

邵澄說：“我認為祖父是在用特殊的方式，利用《京報》這個輿論工具，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喚醒民眾。”

由于邵飄萍生前的秘密身份，他犧牲整整60年后，才正式被認定為中共黨員。“我覺得，祖父無愧于這個光榮稱號。”邵澄說。

北京大學校史館研究室副研究員林齊模說：“邵飄萍的死是為挽救垂危的中華民族，為實現民族復興而死，可以說重于泰山。他的風骨與血性，他以筆為槍、舍生忘死的使命擔當，不僅是一位民國報人的氣節，更是一名共產黨員的氣質。”

他接受了一項“秘密任務”

近百年后，在探訪京報館舊址時，北大學子吳問騁心中涌起一個念頭：“百年前，邵先生在這里做著什么呢？是在廳堂接待訪客，還是在桌案前奮筆疾書？”

吳問騁認為，邵飄萍能夠做出卓越貢獻，與其勤學、實踐密不可分，“他有幸將自己的能力專長與民族的需要聯系在一起，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中值得銘記的一個符號。我們應當繼承他的遺志和精神”。

從杭州《漢民日報》到《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再到獨立創辦《京報》，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再到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從業十幾年，邵飄萍以筆為槍，針砭時弊，對丑惡現象進行無情的抨擊鞭撻，馮玉祥夸贊他“飄萍一支筆，抵過十萬軍”。

他的聲音穿透了時代的黑幕，他的通訊時評成為那個時代的有力見證。

1919年5月4日中午，北大學生集于紅樓前的馬路上，浩浩蕩蕩前往天安門，與北京各高校學生匯合，驚天動地的五四運動由此發軔。這條馬路就是如今的五四大街。

“祖父十分關注巴黎和會的動態，尖銳指出這次由帝國主義大國操弄的所謂‘和會’，只會令中國深陷水深火熱。他在1919年4月30日發表時評《請國人注意外交上根本問題》，呼吁國民抓住救國根本，廢除中日間一切脅迫而成的條約。”邵澄說，作為當時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導師和《國民》雜志社顧問，邵飄萍與諸多學生領袖和進步學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始終支持學生們的進步思潮。因此，邵飄萍深度參與這場愛國運動是必然的。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此次反帝愛國運動成為五四運動以后，又一次全國規模的反帝斗爭高潮。邵飄萍和《京報》對此影響深遠。

五卅次日，邵飄萍就報道了慘案的經過，此后兩個月內，《京報》經常以整版刊登五卅運動在全國的進展。邵飄萍還連續在《京報》上發表評論文章，建議“我全國人應一致對外，用不合作之手段，無論大小職務，一律辭去，堅持到底，以促外人之覺悟”。在這場運動中，邵飄萍幾乎將全部心力投入中國人民反帝斗爭中。據說，當時京報館一直在為共產黨組織印刷秘密文件，為此，邵飄萍還專門在自辦的印刷廠設立了一個秘密印刷室。

然而，他的言論在促進民智覺醒的同時，也為自己的命運埋下了悲壯的伏筆。

1923年二七慘案后，中共在北方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革命陷入低潮。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共專門討論了“大量吸收革命知識分子”等議題。1924年7月，北京團地委停止活動并進行整頓，重新登記團員，同年11月恢復工作后，賀恕、羅章龍、范鴻劼等先后擔任地委書記或委員。他們多為北大等校的學子，有的還是邵飄萍的學生。此時，邵飄萍與李大釗、高君宇、陳喬年、趙世炎等中共北方地區重要人物之間的了解日漸加深，與共產黨組織走得越來越近。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不久，馮玉祥突然倒戈，發動北京政變，軟禁賄選總統曹錕，通電呼吁和平，邀請孫中山等人北上。邵飄萍對此予以極大關注，《京報》特別為之助陣。馮玉祥痛感督軍內部缺乏政治人才，暗中物色能與他合作的人。恰在此時，邵飄萍進入了他的視線，馮玉祥親聘他為高級顧問。

邵飄萍192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盡管他的身份在當時并不為外界所知。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但與普通黨員不同的是，他是秘密黨員——僅與個別領導人保持單線聯系，一般不參加地方黨的活動。這位特殊黨員，被賦予“特別的工作任務”：一是宣傳，二是情報。

時局的動蕩，再次將邵飄萍推向風口浪尖。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眾為抗議日方提出的撤除津沽防務的無理要求，在天安門前集會，并赴執政府門前請愿。不料，執政府衛隊開槍射擊，并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民眾，造成47人死亡、近200人受傷——魯迅所說“民國以來最黑暗的那一天”來臨了。

慘案發生后，《京報》迅速介入，連續兩天以兩個整版報道。邵飄萍急赴各地采訪，用辛辣的言辭亮出段祺瑞執政府顯赫的“戰績單”：以國務院為小沙場，彈無虛發，尸橫滿院，還發出“緝拿要犯，公開審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直指禍首段祺瑞。

此后的12天內，《京報》發表相關消息、評論、通電、文章113篇，平均每天達9篇之多。邵飄萍特意發表《誅人類之蟊賊》一文，以“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

1926年4月15日，國民軍敗走，奉系軍閥進入北京，張作霖揚言要殺邵飄萍。

張作霖之所以必除邵飄萍，緣自一年前。邵飄萍曾間接促成東北虎將郭松齡倒戈，策動灤州事變，與馮玉祥聯手，討伐張作霖。邵飄萍不斷發表報道、時評，歷數張作霖罪狀，并稱其“一世之梟親離眾叛”。

報紙傳到前線，軍心為之動搖。張作霖慌了手腳，馬上匯款30萬元給邵飄萍，企圖堵住他的嘴。在當時，北京一個四口之家，每月只要12元就可維持基本生活。邵飄萍收到匯款后馬上退回，稱：“張作霖出三十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邵飄萍明白，此次張作霖兵臨城下，自己在劫難逃。幾路軍閥已合謀將他置于絕境。

群星閃耀時，“覺醒天團”在此聚首

五四前的“不眠之夜”，報館社長為何出現在北大學生的愛國集會上，并首先演講？

史料中不難找到答案。邵飄萍在集會中的身份之一，是“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講師”。集會前，邵飄萍每周日來到沙灘紅樓第34教室或理科第16教室講授采訪課，已半年有余。他非北大人，卻與北大精神十分契合。邵飄萍不僅讓真理的種子在自己心中茁壯成長，也將它播撒到社會的廣闊天地中。

1918年春，邵飄萍聽說蔡元培計劃成立“新聞演講會”，認為此舉有助于為國內新聞界培養人才，便寫信給蔡元培，想要促成這件事。10月14日，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成立，填補了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空白。

沒想到，這個研究會，聚起了一個群星閃耀的“朋友圈”。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期會員中，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羅章龍等，后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

當時，新聞學研究會的辦事處就設在北大紅樓日刊處，每逢周一、周三、周五晚8點至9點，全體會員聚集在理科第16教室聽課、研究、議事。邵飄萍每周有一到兩節課，講授新聞學基礎知識、新聞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對記者的修養要求。

他的新聞觀中很早便充滿“人民意識”。在新聞學研究會，邵飄萍不僅傳授理論研究，還希望借此培養一批精干的記者，能報道勞動人民的疾苦和罷工斗爭。因此他在授課時，除講授一般的新聞基礎知識外，特別注重政治、經濟及勞工情況等報道。講課之外，還組織學生外出參觀、到報館實習，鼓勵學生貼近社會、為民執言。他尤其強調記者要“以品性為第一要素”，以“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

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也是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會員。林齊模介紹，青年毛澤東新聞觀的形成與邵飄萍聯系密切。1919年2月19日，毛澤東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改組大會，聽邵飄萍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毛澤東曾多次拜訪邵飄萍，還得到邵經濟上的接濟”。在北大，他聽了好幾個月邵飄萍的課，被邵飄萍“記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犧牲”“俠義、勇敢、誠實、勤勉”的觀點打動和影響。回到長沙后，他創辦了《湘江評論》等報刊，聲名鵲起。

1936年，毛澤東在陜北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起在北大的日子，依然熱情地回憶邵飄萍：“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到了晚年，他仍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共同的志趣也讓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的李大釗與邵飄萍結為伙伴。他們共同反對“二十一條”，一揭一呼，掀起“倒袁護國”運動。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既是輿論的先導，又是運動的直接發動者和支持者。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史上，他們二人均是當仁不讓的先行者。

與邵飄萍聯系甚密的還有魯迅。單是1924年至1927年間，魯迅就在《京報副刊》發表雜文40余篇，留下了《如此討赤》《并非閑話》等許多膾炙人口的名作。后來，魯迅還在邵飄萍的催促下創辦雜志《莽原》。三·一八慘案發生后，邵飄萍與魯迅更是聯合“作戰”，對段祺瑞政府的暴戾恣睢深刻揭露和無情批判，使《京報》《京報副刊》《莽原》成了討伐段祺瑞政府的堅強陣地。“鐵肩辣手”的邵飄萍和“橫眉冷對”的魯迅，儼然成為這一陣地上的主力戰將。

縱橫正有凌云筆。中國近代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段近代知識分子以筆為槍抵抗強權的歷史。在黑暗中，梁啟超、魯迅、邵飄萍……以及那些湮沒在歷史長河中、未留下姓名的進步人士，用自己的筆，為這個民族的光明探好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