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評論員 孫亮全 龐明廣 字 強

時下，各地持續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破解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突出問題，基層負擔明顯減輕。

半月談記者多地調研發現，隨著為基層減負步入深水區，來自不同部門、條口等政策取向不一致導致的“合成謬誤”，成為基層干部不合理負擔的重要來源之一。半月談記者訪談大量基層干部發現，這些“合成謬誤”主要有四種表現形式。

謬誤一：每個都不多，基層“背大鍋”

一些來自部門、條口的工作任務，單個看似不多，加在一起對基層就是龐大的工作量。

每周走到河道范圍，打開App，開始定位，走兩公里，上傳軌跡和照片——這是北方某地對村級河長的“考核任務”。一些村委會主任表示，這項工作并不復雜，相比以前，考核內容已經減少，這些措施也起到了監督村級河長履職的作用。

但受訪鄉村干部表示，除了河長，他們還是林長、田長、路長等，這些“長”一般是鄉鎮長和村委會主任兼任，除了巡河，他們還承擔著巡林、巡田、巡路等任務要求。“雖然這些‘數字化管理’有所減弱，每個也不復雜，但加到一起任務量真不輕。”有基層干部說，防汛防火等任務肯定不會掉以輕心，設置打卡考核意義并不大。有村干部忙不過來，不得不把賬號密碼交給其他人“代勞”。

在治理基層“小馬拉大車”突出問題之前，排查居民燃氣安全是一些鎮村的普遍工作責任，一年需要入戶排查兩輪。“每輪要入戶看一遍，拍一遍照，填一遍表。”一名村黨支部書記說，看起來不難，但是村里有539戶，每一遍都牽扯大量精力，除了排查燃氣，還有危房排查、食品安全衛生檢查、收醫保等各項工作。

謬誤二：每個都沒錯，合起“不會做”

一些部門的規章要求等從部門角度出發并無問題，但在基層實際執行中出現“撞車”甚至“打架”。

西部某縣曾對坡度較陡、群眾生產困難的個別村莊實行了易地扶貧搬遷，原有耕地恢復自然植被。但在去年以來開展的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耕地“非糧化”工作中，經衛星圖斑執法檢查后，這些已搬遷的村莊被列為整改對象。當地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恢復陡坡糧食種植。當地干部苦笑道：“陡坡種糧收成，遠遠不及整改投入。”

西部某省一段時期曾開展黨政機關黨員干部到社區報到服務活動，原本是為了進一步聯系和服務群眾，但由于方案設計不周全、流程把控不到位，出現有的社區一天要接待七八個單位扎堆服務的情況，社區干部為了照顧到前來報到的單位，不得不專門為每個單位“量身”策劃活動，讓上級領導干部來到社區“有事可做”。有時社區干部沒招了，只能統一安排撿垃圾活動，各個單位的干部職工輪番進社區，竟出現“垃圾不夠撿”的尷尬景象。

謬誤三：人人都努力，效果“低預期”

在落實工作任務過程中，每個環節都很努力，但是用力方向各有不同，導致最終結果難達預期。

近期各地正在積極破解基層“小馬拉大車”突出問題，清牌減事是其中重要內容之一，除了規定的幾塊牌子之外，村級懸掛的其他牌子基本都被摘下，一些村子對重新梳理出的不應由村里開具證明事項也明確不再開具。

這兩件事情中，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努力為鄉村基層減負，另一方面相關部門也在努力保障其規章、內控措施等順利執行。比如學生貧困證明，雖被列入清理清單，但一些村依然開具較多。北方一省協調省內教育部門與民政部門后，申請助學貸款、助學金等只需查詢低保、脫貧監測等信息即可，不再向學生索要證明，但在省外就讀的學生依然要回村開貧困證明。

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一些村干部將摘下的牌子放進了儲藏室，并不敢扔掉，“怕有上級部門來檢查，到時再掛上”。半月談記者看到，其中一塊摘掉的牌子為“交通安全勸導站”。當地村干部說，這個“站”要求村里安排專人負責，每天上傳20張勸導交通違法的照片，完成者每月可領300元補助，但是這個村常住人口只有100多名，完成任務并不現實。一些來自部門的基層干部說，按照他們系統的內部考核，一些服務需要進村，有陣地、有牌子、有人員、有服務等都是常規考核內容。

謬誤四：上級一句話，拆解“亂加碼”

一些地方和部門習慣當“二傳手”，沉迷于開會安排、發文執行的“路徑依賴”，“層層加碼”機械拆解任務。

不久前被通報的吉林省長春市教育局違規開展創建示范活動顯示，2023年長春市教育局在不具備開展創建示范活動權限情況下，開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創建工作，并將上級單位“兩年一創建”的頻次加碼為“一年一創建”，將上級單位下發的98項評價指標層層分解為179項打分標準，導致有的申報學校準備了約1000項評審材料，給基層學校增加負擔。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許光建、武漢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和云南大學民族政治研究院副教授白利友等專家分析表示，政策取向不一致產生的“合成謬誤”“分解謬誤”是導致基層出現“無可奈何”形式主義的重要原因。

他們認為，要解決上級集中“穿針引線”、基層“塞車堵路”問題，重點須統籌好政策的一致性，從上級層面加強政策制定的整體規劃，最大限度減少政策間的摩擦、內耗甚至掣肘。同時，削減短期化、機械化、指標化甚至極端化的剛性考核，賦予基層因地制宜的政策創新空間，提升基層治理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編輯：原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