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鵬

如何有效激勵和約束干部隊伍，一直是考驗一個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重大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

央將全面從嚴治黨提升到極其重要的戰略高度，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約束和問責，而少部分干部將從嚴治黨

錯誤理解為“不干不出錯”，從而缺乏工作的積極性，不敢大膽創新和探索，不能勇于擔當。針對此，中

共中央辦公廳最近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以下簡稱中辦《意見

》)，明確提出“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各級領導干部要“一級帶著一級干，一級

做給一級看，以擔當帶動擔當，以作為促進作為”。這為今后一段時期激勵廣大干部干事創業指明了方向

，增強了動力。

新時代鼓勵干部新擔當新作為，不能僅僅停留在傳統式的表面口號呼吁上，除了精神激勵之外，更需要在

激勵制度創新方面做文章，拿出更多的新辦法和實招。科學的考核激勵、通暢的晉升激勵、適度的待遇激

勵以及公平的追責激勵“四管齊下”，才能夠從制度上鼓勵干部多當領頭雁，不為甩手官;不做黃鸝鳥，

爭當拓荒牛。

科學的考核激勵，是有效激發黨政干部能動性的指揮棒。

中辦《意見》明確提出要“充分發揮干部考核評價的激勵鞭策作用”，“切實解決干與不干、干多干少、

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問題”。當前，一些地方和部門在考核評價干部的政績時，還只是把評價指標簡化為“

扣分表”，有的甚至動不動就祭出“一票否決”的“殺威棒”。在考核方式上主要依靠上級長官的行政意

志和主觀判斷，或者僅以表面化的數據來體現“科學性”，考核評價工作本身往往也流于形式。

要適應新時代新任務新要求，就應當合理設置干部考核指標，改進考核方式方法，防止不切實際定目標，

切實解決表態多調門高、行動少落實差等突出問題。

通暢的晉升激勵，是基層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熱情的助燃劑。

中辦《意見》鮮明樹立重實干重實績的用人導向，堅持有為才有位，堅持優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使能

上能下成為常態。

與其汲汲于更高的職位，在“升遷焦慮”中患得患失，莫如俯首甘為實干家，以擔當作為建功立業。但同

時也應看到，現實中干部職位僧多粥少，一些基層干部感到職務晉升沒有希望。針對這一狀況，一方面，

應完善公開、透明、科學的干部提拔制度，在職務職級制度設計上增加一定級別梯度;另一方面，在干部

晉升和提拔過程中加大對基層一線干部的傾斜力度，在同等情況下優先任用有基層一線工作經驗的干部。

此外，在不違反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適度放寬對基層領導干部職數的剛性限制，根據地區和部門發展的情

況來靈活機動地配備干部職數。

適度的待遇激勵，是增加廣大干部獲得感的必要保障。

必須承認，作為共產黨人，黨員干部確實不應該把經濟收入作為衡量是否應該創新干事的首要標準，但需

要正視的是，公務員和其他職業一樣，在適當的情況下也需要適度的待遇激勵作為職業激勵的一種手段，

特別是針對晉升空間較小的基層干部，適度的待遇激勵更具獲得感。

如何健全干部待遇激勵保障制度體系?這需要出實招，帶“含金量”。如：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基本工資標

準調整機制，實施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完善公務員獎金制度，推進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結合公務

員分類制度與薪酬制度改革，試行黨政干部寬帶薪酬制，推動其工資收入與工作績效掛鉤，與當地生活水

平掛鉤，對于廣大干部來說無疑具有現實意義。

公平的免責激勵，是為敢于擔當的干部撐腰鼓勁的機制保證。

實行黨政同責、一崗雙責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改革舉措，但一些地區和部門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存在

問責層層加碼、過多過濫現象，一些黨員干部施政和行事風格趨于保守，乃至產生懈怠心態。對于大膽創

新、積極進取的黨員干部，建立一套公平精準的容錯糾錯機制，能夠打消他們不必要的顧慮和擔憂，為他

們干事創業提供必要的激勵空間。要努力做到精準，對黨政干部的改革探索行為在主觀意圖、利益關聯、

行為效果等方面進行有效的界定和識別，逐一規范免責減責的情形與裁量空間，在問責的尺度上進行細致

的定位和區分。

針對此，中辦《意見》明確提出“三個區分開來”： 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

誤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錯誤，同明令禁止

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

開來。

只有遵循“三個區分開來”，才能確保容錯在紀律紅線、法律底線內進行。只有建立健全容錯糾錯機制，

才能切實為敢于擔當的干部撐腰鼓勁。(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

院教授)

編輯：范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