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任韻靈

在智能化社會提速與鼓勵生育的大背景下，針對兒童陪伴與早教的機器人受到中國新生代父母關注。按照傳統的性別分工，女性是育兒勞動的“一把手”，而育兒機器人能通過人工智能和語音識別技術與兒童進行直接互動，從而在情感陪伴、學習輔導和行為培養等方面替代母親做更多事。父母、智能機器人共同參與，“人機合作育兒”方興未艾。

女性將以怎樣的姿態，面對智能機器人入場?機器人是母職代理人還是代際關系的競爭對手?人機合作育兒能否讓女性實現“放下手中的娃，拾起心中的夢”?

育兒意義劃界：“有意義的工作”與“不重要的瑣事”

由于和丈夫長期在廣州從事銷售工作，溫女士把3歲的女兒寄養在東莞的父母家。半年前，她給女兒買了一款卡通外形的可愛機器人，卻從此引發了“用機器人上癮”與擔憂小孩更喜歡機器人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她希望智能機器人能用更豐富的百科知識、更生動的講故事技巧、更多元的歌舞曲目來陪伴小孩;另一方面，她又擔憂孩子對有問必應、百依百順的機器人形成深刻的情感連結，甚至對類人機器人的依賴超過媽媽。

“兩年前我給4歲女兒買了一臺智能機器人。當我工作一天回家還得加班，又被要求一遍又一遍陪讀繪本時，我就會主動提出讓孩子去找機器人玩。”來自深圳某外企的Linda調節人機合作育兒中母職勞動與智能化教養的關系，是以自身的勞累程度或特定勞動的社會意義為依據。

這是很多兼顧事業與家庭的母親的普遍情況。媽媽們會積極思量哪部分育兒勞動適合外包給智能機器人，同時又不至于威脅她們的家庭地位與角色期待。比如劃定自身與“智能育兒助理”的等級與分工。她們會區分出“有意義的工作”與“不重要的瑣事”，前者包括教育孩子禮儀、情商、社交能力等關乎“價值理性”的活動，后者則包括給小孩放動畫片、講故事等教養成本偏低的娛樂活動。“有意義的工作”更像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母職”，她們反復強調“這是我的孩子”“機器人肯定替代不了”，認定自己會主導孩子的教養權。

對育兒意義的劃界，本質是一種分工實踐：一來，“精神層面的母職”有助于強化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情感紐帶，以及作為女主人的象征秩序;二來，將育兒工作中“不重要的瑣事”轉包給機器人，體現出女性將智能機器人視為傳統育兒方式中部分“無意義”職能的平替。

育兒場景劃界：當長輩介入“人機合作育兒”

盡管核心家庭逐漸成為現代中國的主流家庭模式，但祖輩(尤其是奶奶或姥姥)往往會參與到子代的育兒實踐中，并對智能機器人持有中立或消極的態度，表現為不贊成購買，購買了也不使用，以及媳婦/女兒使用時會擔憂、干涉或埋怨。

一方面，祖輩擔憂家庭網絡外的“不速之客”機器人，及其精確的編程語言和科學的知識設定，會威脅自身從艱苦奮斗年代積累起來的、經驗性的勞動本領。另一方面，祖輩幫忙帶娃大多涉及有酬合作，即無暇帶娃的父母每個月會給幫忙帶娃的長輩一定經濟補償，或帶他們外出旅游。然而，人機合作育兒是一種無償外包——智能機器人靠電池就能持續運作，“一次花錢，長期受益，想用就用”，進而導致了傳統家庭觀念中“誰主內”“誰是外人”的身份發生翻轉。

為了平衡祖輩的心理弱勢，不同對象和不同情境指向了女性對機器人的兩種策略性使用。一是祖輩在場時的展演型策略。當與祖輩共處一室時，女性會頻繁向他們展示孩子與機器人玩耍時的開朗個性、行為，比如引導孩子模仿機器人的某個動作或讓孩子跟著機器人背詩，或反復強調“血濃于水”“機器人只是工具，哪比得上親生的”，淡化長輩們對使用機器人帶娃的擔憂。

二是回避祖輩在場的迂回型策略。很多媽媽提出傳統母親角色(親力親為育兒)與追求個人價值的沖突，并苦惱于自己購買機器人以適當減負的初衷，被長輩們解讀為“亂花錢”“不想帶娃，想偷懶”。為此，她們有意避免在祖輩面前使用機器人，而當有長輩在場時，她們會主動“表演”一些家務勞動，避免機器人對“賢妻良母”角色的收編與占有。

育兒風格劃界：我與機器人有啥區別?

陳女士是河北一家幼兒園老師，也是自己6歲兒子的“班主任”。為避免兒子放學后極度依賴母親，她讓兒子每晚向早教機器人交流當天學校的見聞，自己只是旁聽且不參與人機對話。“他把機器人當成同齡朋友，能說秘密的那種。他向機器人吐槽時是不用看(家長)眼神的……我不希望小孩太黏我。”疏離的“嚴母形象”不會挑戰母親作為“育兒之主”的地位，反而有助于她們執行對孩子的觀察與管教。

而在有些家庭中，“權威的母親”與“親密的機器人”育兒風格分工可能會翻轉為“道德化的母親”與“機器人替罪羊”的分工。當母親面對不聽話的孩子時，她們會展現一個“道德化母親”的形象，比如會耐心哄孩子、手把手教孩子，而將“禁止孩子看電視”“再不睡覺就抓走”等禁令性的教養行為讓機器人來承擔。

寧波市江北區甬港幼兒園的孩子們在科普活動現場與機器人互動。江漢 攝

我們恐難再將日漸興起的智能育兒機器人，簡單解讀為中國家庭內一項用于輔助育兒的技術客體。女性與機器人圍繞人際關系、家庭場景、角色互動、教育價值觀等內容共同建構的“人機合作育兒”，凸顯出家庭教育理念新舊更替、代際關系、社會性別互動等命題的復雜性。因此，中國智能機器人產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智能機器人介入家庭生活的倫理問題，以及家庭教育智能化、現代化遭遇的倫理問題，都值得研判和應對。(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編輯組稿：鄭雪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