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服務型政府、提升基層政府服務能力，是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我國各地基層政府推行網上辦、馬上辦、一次辦、上門辦等政務服務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果。與此同時，也有部分地方一提服務型政府，就陷入包辦思維，大包大攬，吊高群眾不切實際的胃口。部分群眾也因此一味把政府當保姆，啥事都找政府，政府不辦，就祭出信訪等手段，給基層治理增添了難度。

啥事都能找政府？

喝醉酒找警察送回家、有事不找子女找政府、一點小糾紛就鬧著讓政府做主……在部分群眾看來，“有困難找政府”等于“啥事都找政府”。

志愿者在教社區居民應急救護常識 王春 攝

中部某省一位基層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曾有兩戶村民因庭院石子、落葉等雜物的堆積位置產生矛盾，其中一戶村民就在現場拍照后打印成牌子，在鄉鎮政府門口舉著，引來眾人圍觀。后在干部勸說下，兩戶人家和解。這位干部說，其實只是一件小事，只要雙方充分溝通，或者村里協調一下，就能很快解決。

東部沿海某省一位社區干部反映，小區里曾有名獨居老人半身癱瘓，給社區工作人員打電話，要求上門照料。這位老人在同城有子女，但幾經聯系，其子女都推托說工作忙來不了。社區只能安排社工照料，直到做通其子女工作，才將老人送到養老院。

“我們確實有及時為居民安排就醫服務這樣的職責，但少數居民完全‘躺’在政府身上，能找子女都不找。”該社區干部說。

西北某省一位派出所民警表示，日常工作中，他們會碰到許多非警務類求助，“有些喝醉酒的，甚至要求用警車送他們回家，讓人哭笑不得”。

中部某省一位鄉鎮黨委書記說：“人居環境整治中，房前屋后本該是村民自己負責的區域，但少數村民放著不管，全指望政府請人清潔。”還有個別群眾，摸準了基層干部的心態，以信訪等方式逼迫政府讓步，迫使政府擴大服務邊界。

包辦式治理弊端多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對于民眾的訴求，基層政府需要快速回應。不過，這絕不是說大包大攬。完善公共服務政策制度體系，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重在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人民群眾最關心的領域精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市民在行政服務中心辦理衛生許可證 宋為偉 攝

這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方向和重點。實際上，基層包辦式治理多為花架子，后患不小。

第一，容易吊高胃口，不可持續。近年來，一些地方為解決老年人吃飯問題，在鄉村、社區興辦老年食堂。這當然是好事，但如果基層政府自身財力有限，為政績盲目跟風，最后肯定難以為繼。

“一個能容納30人吃飯的食堂，一年運行費用約12萬元，政府一年的補貼只有六七萬元，其余資金主要靠村集體自籌或社會捐款，當村里沒錢或社會捐款較少時，老年食堂就辦不下去。有些村為了完成上面考核，或者為了避免群眾心理落差，只能貼錢辦食堂。”某市民政干部說，近年來，該市15%左右的老年食堂因經費問題關閉，有的鄉鎮老年食堂運行率只有50%。

第二，厚此薄彼，可能引發一些矛盾。包辦事項常常是針對某一特定群體而設，容易按下葫蘆浮起瓢。東部某省一位社區干部說，近年當地建設用地指標緊缺，政府把居住零散的農民統一安置到城里居住。為鼓勵農民拆遷安置，當地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凡是拆遷安置到城里的，享受終身免費物業服務。

“有些農民分了幾套房，把多余的房子出租出售給其他居民，面對這些非安置居民，收取物業費就成了難題。”該社區干部說，現在社區里買拆遷安置房的居民，認為只讓他們交物業費不公平，向社區討說法，即便做通工作，他們心里還是有些疙瘩。

第三，鼓勵“等靠要”，一定程度上消解主人翁意識。本來，少數群眾就有“等靠要”的思想，主人翁意識薄弱，只愿享受服務，不愿承擔相應責任。如果一味遷就，更會助長這種心態，甚至影響一些原本進取的人，使他們對政府服務職能的理解出現偏差。

走出誤區，完善基層治理

如何避免基層服務型政府建設走偏？

專家表示，首先在政策層面要明確，哪些問題是基層政府應該解決的，哪些問題主要依靠社會力量、市場力量解決，哪些問題可以由群眾自己解決。基層干部認為，對一些明顯超出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范圍的事，必須守住邊界和底線。上級部門不能因為居民單方面投訴，就簡單認定基層干部不作為而盲目追責，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建立健全對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更科學的考核和容錯機制。

其次，要培養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引導其參與基層治理，增強群眾的自治能力。提升基層政府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與提升群眾自治能力和水平并不矛盾。要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則，形成行政管理與群眾自治之間的有效銜接。基層干部認為，越到基層，老百姓的事務越細小瑣碎，甚至沒有辦法分類定性，要將包辦式治理轉變為社會自主治理，引導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自我提高。

再次，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具有公益性、專業性和志愿性等特點，能夠有效協助政府提供部分公共服務。如疫情防控中，社會組織在募集款物、組織志愿者、助力復工復產等方面發揮出獨特的優勢與作用。基層政府應開通渠道、創造條件把它們更好地納入基層治理體系之中。

來源：《半月談》2022年第14期

半月談記者：李平趙倩熊家林|編輯：趙一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