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7月17日電 題：“串串房”亂象調查

新華網記者 萬方 陳凱茵 閆雨昕

近日，#男子6萬月租住進甲醛房#登上熱搜。當事人馬先生向媒體表示，自己在杭州蕭山租下每月6萬元的房子，入住兩個月后出現身體不適，經測試甲醛超標2倍。但房東、中介則稱房子多人住過，不存在甲醛問題，房東拒絕溝通退押金。

在租賃市場上，上述這種甲醛房也被稱為“串串房”，即將老舊的毛坯房用廉價材料簡單裝修后，經過“美顏”處理，以較高價格出租。

這類快速裝修、快速入住的房子常常存在甲醛等有害物質超標的問題，導致空氣質量不達標，影響租客身體健康。

“串串房”多次遭媒體曝光，為何仍然頻頻出現？

明知甲醛超標，房東還敢往外出租？

“串串房”之所以大量出現，原因之一是其租賃過程中存在短期套利空間。

2025年7月15日，上海，房產中介門店，櫥窗貼滿二手房出售、出租信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據了解，炒房客收購一套老舊二手房用于出租，裝修成本往往控制在幾萬元。從事裝修室內設計超過十年的錢先生告訴記者，拿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舉例，走現在流行的簡約風進行翻新，刷刷墻、做做隔斷，8000-12000元就能搞定。

“賣相好”的房屋，無論是租金還是售價都能大幅提升。

北京房東萬女士以自家石景山一居室為例算了筆出租賬：房子因裝修很多年，不好出租，翻新后租金直接漲了近30%。

這還是正常的情況。相比于普通房源，“串串房”不僅裝修成本更低，周期也更短。“一居室或者小兩居改造時間大概10天，利潤往往可以比正常裝修再高出一倍以上。”錢先生說。

“有的房東明知道剛裝修完房子甲醛超標，仍然往外租。”江蘇大陸律師事務所律師余嘉依說，比如用環保等級低的復合板材，或者沒有拆封的新床墊等，為了早點租出房子，刻意隱瞞自己是“串串房”的事實。

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表示，即使房東使用的裝修材料符合質量要求，但受利益驅使，他們通常也不愿讓房屋長時間空置通風放味。

租房也是“顏值即正義”？

在一線城市，人口流動性較強，租房市場需求大，然而一些缺乏經驗的年輕人容易被房屋的表面現象所迷惑。

“年輕人租房大多偏愛裝修好看的。”上海的租房網友coco（化名）提到自己今年2月租到“串串房”的經歷時說，當初選擇這套房子是因為它的裝修嶄新，符合當下流行的“奶油ins風”，價格也合適，“實在讓人難以拒絕”。

精美的裝修是吸引租客的主要因素之一。受訪者供圖

像coco這樣追求精美裝修的租房人群不在少數。老舊房屋經過“包裝”，正好迎合了這部分租客的需求。

coco回憶道：“仔細想來，第一次看房時，門窗都開著，進屋時能聞到些許氣味。我特意讓中介打電話詢問房東的裝修時間，房東說是一年多前裝修的，墻上也有些污漬，我就沒想那么多。”她表示，“但我真的太喜歡屋內的裝修和布置了，又‘自信’地認為對周圍租房環境很熟悉，當天就簽下合同，交了押金。”然而，coco補充道：“直到當天晚上，我拿到鑰匙再去看房，關上門窗后才發現，屋里的氣味異常濃烈。”

這類租房人群往往對裝修質量、材料環保性等缺乏專業判斷，最終成為“串串房”的受害者。

在某社交平臺“我們在租房生活”小組中，許多組員曬出自己遭遇“串串房”的經歷，更多人上傳可疑房源照片，尋求網友幫助“鑒房”，試圖避開這些裝修陷阱。

業內人士表示，其實“串串房”是可以辨別的：租房前，可以詢問鄰居房屋的裝修時間，了解是否近期有過裝修或維修；屋內看似嶄新的家具也可能會散發甲醛，這些問題通常在3到6個月內爆發。但由于信息不對稱，許多年輕租客對“串串房”依然知之甚少。

某社交平臺截圖

“串串房”糾紛為何頻頻出現？

余嘉依律師處理的租賃糾紛案件超過300起，其中近80起與“串串房”和“甲醛房”相關。在某社交平臺上，關于“串串房”的話題已有1.3億次瀏覽和近70萬次討論。盡管此類問題房源頻繁被曝光，但為何依然在市場上存在且有一定市場呢？

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租客維權成本高，而房東或中介的違約成本卻偏低。

對租客而言，想要證明房屋存在甲醛超標等空氣質量問題，僅依靠市售的試紙或檢測儀器，往往難以被采信。

在coco的維權過程中，她主張房東退還所有押金。coco回憶道，最初房東看到她出示的試紙和儀器檢測結果后仍然態度強硬，甚至表示“報警也沒用”。后來coco通過社交媒體“學習”了維權話術，引用相關法律條款并表示會向“12315”投訴平臺維權，房東的態度才開始轉變。最終，房東同意退還三分之二的押金。

一些維權“指南”建議租客委托有資質的第三方檢測機構出具正式的房屋檢測報告，作為后續協商、投訴或訴訟的關鍵證據。然而，在檢測環節中，租客仍然可能會遇到一些陷阱。

余嘉依指出，網友自行尋找的檢測公司有時也只是中介，并不具備檢測資質，而是將樣本送往外地實驗室檢測。租客只能拿到該中介公司開具的發票，檢測報告上的委托方也往往不是租客本人，而是中介，這類報告在法律訴訟中極易被質疑證據效力。

如果進入訴訟環節，租客面臨的障礙更多。首先，部分租房糾紛中，即使有房東的身份證號碼，仍需委托律師向公安部門調取相關戶籍信息并制作起訴材料用于提起訴訟。

其次是訴訟成本。據余嘉依介紹，以她接手的“甲醛房”維權案件為例，目前相關案件的維權成本主要包括：一是律師費用，如僅委托調取戶籍信息并指導起訴，費用約為300元；如果需代書起訴材料，費用可能提升至400至500元。二是空氣質量檢測費用，大約為500元。算下來，前期的整體維權成本約在1000元。

而對于房東和平臺中介而言，出租“串串房”是一件風險較低的事。據了解，即便進入訴訟程序，租客可主張的賠償范圍通常也僅限于退還押金、剩余租金以及檢測費用。律師費、可能產生的醫療費、誤工損失、搬家成本等附加支出則難以獲得補償。

余嘉依說：“目前相關法律法規對隱瞞房屋問題的房東和中介的懲罰力度確實不夠，更多只是讓其退還本該退的錢。如果租客的租金為1500元、押一付一，租期又臨近結束，那么可能僅剩下1500元押金可追回，很多租客堅持維權只是為了‘出一口氣’。”

此外，部分房東或中介還會通過制造檢測“時間差”來規避責任。余嘉依舉例說，有些房東在完成除醛處理后，立即對房屋進行檢測，結果顯示空氣質量合格。然而，甲醛揮發是一個長期過程，租客入住后可能會感覺有刺鼻氣味或出現身體不適，此時租客自行委托有資質的機構檢測，卻發現房屋內甲醛超標，爭議由此引發。

陳音江表示，“甲醛房”等問題的侵權傷害通常是一個隱性且長期的過程，當租客發現問題時可能早已不在合同期限，甚至可能出現“找不到責任方”的情況。

誰來保護租房人的呼吸安全？

業內人士指出，“串串房”“甲醛房” 引發的糾紛頻發，這些問題背后，監管難題、責任劃分模糊等癥結仍有待解開。

在監管責任的劃分上，陳音江指出，房屋租賃監管本身存在多重難點：房東多為非專業經營者，普遍缺乏法律與責任意識，且租賃信息難準確掌握。此外，雖然房屋租賃及中介服務的行政主管部門主要為住建部門，但房屋消防、裝修材料等問題還涉及消防、市場監管等部門，而當前多個部門并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管合力，難以根治房屋租賃市場的頑疾。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劉俊海從責任主體的角度向記者表示，房東應是出租房屋空氣質量的第一責任人，承擔安全保障的義務；其次，裝修公司應確保所使用的材料符合標準，而不能通過低價競爭使用不合規材料；中介機構也應履行如實告知房屋信息的責任；最后，監管部門應消除盲區，形成合力。“目前常出現‘各管一段’的情況，需要明確各部門職責。”他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1年2月起施行的《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明確，不符合安全、防災等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的房屋不得出租。《室內空氣質量標準》（GB/T 18883-2002）對室內空氣中甲醛、苯、TVOC等有害物質的含量規定了限值，如甲醛濃度限值為0.08mg/m3，為房屋空氣質量提供了衡量依據。

經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一些地方在租賃房屋空氣質量監管方面已采取行動。例如，202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住房租賃條例》明確規定，出租住房應當符合國家和本市關于建筑、治安、室內空氣質量等安全規定和標準；2020年1月25日起施行的《杭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促進我市住房租賃市場平穩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中提到，租賃住房室內空氣質量安全狀況要求和違約責任應納入房屋租賃合同文本并作出明確約定。

然而，專家認為，以上這些標準并未強制要求所有出租房屋必須進行檢測并達標后才能出租，且缺乏全國統一的強制性規定。

2025年3月21日，湖北省武漢市關山大道街頭，不少共享單車上貼滿了“房東直租”“低價甩租”“自家房出租”等字樣的租房小廣告。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為何全國統一的強制檢測標準難以出臺？陳音江分析認為，相關標準制度不健全，監管部門主動監督少，中介和房東缺乏檢測合格后再出租的意識，租客也沒有入住前檢測的習慣。此外，檢測資質混亂與成本較高也構成制約。

劉俊海則從市場特性角度解讀稱，租房市場流動性強、租期短，而空氣質量問題潛伏期長，再加上消費者面臨舉證難、維權成本高的問題，難以形成足夠大的社會壓力。

行業專家建議需健全標準，建立強制檢測制度，并加大行政處罰力度。例如，未能提供空氣質量保障的出租房應進行相應處罰，或者在一定時間內禁止出租。

陳音江表示，房屋空氣質量直接關系到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必須引起有關各方足夠重視。他建議盡快建立健全相關標準制度，明確裝修公司、中介和房東等主體責任，確保為消費者提供符合安全保障的房屋租賃服務。

劉俊海則認為，治本之策還是在于建立統一標準。“建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及生態環境部等部門聯合出臺全國統一的室內空氣質量強制檢測標準，無標準不得出租。監管部門也要關注沉默的受害者，完善租賃法規，讓法律更具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