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在給備戰化學競賽的同學們講課。 受訪者供圖

無論怎么被家長“打雞血”，生長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孩子，即使長到十幾歲，也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努力學習，到底是為了什么。

為了改變命運？還需要嗎？父母當年拼盡全力好好學習，已經在大城市落腳。那自己今天好好學習，又是為什么呢？

為了祖國，好好學習。這是北京育英學校多年來每周升旗儀式永恒的主題，也是學校秉承多年的校訓。

“好好學習 好好學習”這八個字，是1952年六一兒童節前，毛澤東主席給學校的題字。

那時育英學校剛落成不久。學校最早的學生，多為早期黨中央各直屬機關干部的子女。由于忙著解放戰爭，干部們無暇顧及子女教育，中共中央供給部決定成立一所小學，為他們解決后顧之憂。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部分子女，都曾在育英學校就讀。1948年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籌備建校時，學校專門挑了11月7日，這個俄國爆發十月革命的日子，作為學校正式成立日。

1949年4月，育英學校隨黨中央進京，定名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育英學校”。1956年后，學校逐漸面向群眾招生；1970年，正式更名為“北京育英學校”。

有著這樣的校史背景，以“為黨和國家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使命，引導孩子們“為了祖國，好好學習”，對于育英學校來說，可謂自然而然。

育英學校的第一屆學生黃柯可現已82歲，仍記得學校隨黨中央從西柏坡進京前，同學間彌漫的興奮。聽說城里人喝牛奶、吃面包，令這些在陜北喝羊奶、吃小米長大的孩子們無限神往。別看那時育英學校學生多為干部子弟，這些生長在延安、西柏坡等地的孩子們，從沒到過北京這樣的大城市。

進京時，黃柯可印象最深的是：同學們每個人都在口袋里塞了幾塊石頭。因為同學間傳說：“北京城里只有樓房、馬路，沒有土路，從沒見過石頭。”孩子們決定每人帶幾塊石頭進北京，“讓北京人開開眼！”直到汽車顛簸，老師被不知哪個同學衣兜里的石頭硌了一下，才發現孩子們的秘密，忍不住大笑這群干部子弟“小土包子”。

轉眼70多年過去，育英學校早已面向大眾，擁有從小學到高中全部學段，而不再只是當年的干部子弟小學。如今的育英學子，眼界開闊，再不是閉塞的土包子。雖然所處時代發生了極大變化，但“為了祖國，好好學習”的校訓沒有變，辦學目標仍指向將學生培養成“關心社稷、勇于擔當的國家棟梁”。

可那背后渺遠的校史，以及未來抽象的使命，讓這些生長在社會穩定、物質豐富的新時代青少年，如何才能真正理解和主動傳承呢？

為什么而學？

十年來，期中考試結束后第一周，育英學校高二年級的安排，并不是密集分析試卷，而是暫停課堂教學，讓同學們到校內義務勞動。

于是，穿校服的學生們，混編入校工隊伍：跟著保潔阿姨一遍又一遍地掃走廊、擦玻璃；和保安大哥一整天一整天在門口上崗值班；或早上4點多就到食堂后廚擇菜、做早點，為全校6000多名師生準備一天三頓飯。

起初當然有人反對。牢騷最多的不是學生，而是老師。倒不是心疼孩子們受罪，而是心疼這時間：一整個禮拜不上課，做這些簡單枯燥的體力勞動，瞎耽誤工夫！

“磨刀不負砍柴工。”育英學校校長于會祥向老師們解釋，“勞動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孩子們有了這些勞動體驗之后，會更明白為什么要學習，激發他們發自內心的向上動力。”

一周勞動之后，抱怨食堂飯菜難吃的同學“閉了嘴”，嘲笑保安工作毫無意義的同學“收了聲”。而從保潔阿姨身上，有人學到了更多。

那個每天低頭彎腰默默幫忙刷廁所、掃垃圾、擦樓道特別賣力的保潔阿姨，五十多歲，父親患有重病，老家在山西太原。這些，都是杜亦森等她走后，才知道的。

之前，每次不經意間幫阿姨撿塑料瓶時，阿姨的連聲道謝；在她擦地時下意識抬腿讓路，阿姨表現出的歉意和卑微，都讓杜亦森感到羞愧。“我們有什么資格讓她如此尊重？”當時14歲的杜亦森問自己。

從新來的保潔阿姨那里得知，之前那位阿姨因父親生活不能自理，不得不回家照料，離開了學校。杜亦森更覺心疼。

“不要被優越的一切迷住雙眼。這個世界、這個國家、這座首都，這所學校，都有不少苦命之人還在掙扎地生存，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他們需要支持和慰藉，哪怕只是一句問候，一個微笑……”杜亦森把自己的感受寫成一篇名為《尊重、尊嚴》的作文，“唯有看到她，你才認為自己的存在是有意義的。這時的你可以不為自己努力，不為名譽努力，甚至不為父母努力，但你咬緊牙關，要為她們努力！”

聽說有學生寫了這樣的文章，于會祥做主，把文章鑲嵌在學校主樓一層大廳顯要的位置上，向全校宣揚這份悲憫與善良，告訴同學們要從關心自己身邊的人和事開始，學著關心整個社會和國家。

出于類似的原因，于會祥要求把主樓入口處的“榮譽墻”騰空，摘下學校所獲的各種榮譽牌匾，張貼上同學們定期寫的時事評論。他說：“榮譽都是歷史，貼在那里，無非是想給外人看。這和當下在校園里的學生有多大關系呢？我們更應該展示學生們此刻的所思所想。”

從此，這塊“榮譽墻”改名為“育英時評”，每隔段時間就張貼出近期時評社同學練筆的佳作。同學們的評論文章主題廣泛，從近期頻發的各類外交事件，到該怎樣為老舊小區修建電梯，文筆有時老練到讓你懷疑是否真的出自十幾歲孩子之手。

育英時評社社長、現就讀于高一年級的王浡華告訴記者，時評文章都是同學們自發選題，互相交流修改后寫就，少數情況下才會請老師把關。不過，大家關注時事的習慣，確實是學校政治老師們幫著培養起來的。

育英學校初高中開設的道德與法治課上，每堂課老師都會要求學生用5分鐘輪流講一個新聞事件，并發表自己的意見。初中部政治教研組組長宮晶波告訴記者，孩子們雖然單純，但思考的角度卻發散且深入，有時甚至超出自己的想象。

前段時間由于新疆棉花事件，社會上出現了批判和抵制“H&M”等洋品牌服裝的聲音。不少同學都針對這一新聞分享觀點，初三3班的尚揚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落腳點卻并不僅限于抵制和批判，而是反問大家：辱華的聲音如果出現在芯片等“卡脖子”領域，我們是否仍有可供抵制的其他選擇？

尚揚引用華為總裁任正非的話向同學們說：“中國造不出芯片和美國人無關，真正阻礙中國進步的是人才的稀缺。”他說這一事件激勵自己要格外好好學習，長大加入科技創新或發展民族企業的隊伍，將大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免我們國家在核心技術上受制于人。

與尚揚有相同想法的育英學子不在少數。由于疫情和中美貿易爭端等背景，去年高考，放棄熱門的金融、經濟等“錢”景光明的專業，報考醫學類和微電子等專業的育英高三畢業生人數，比前幾屆明顯增加。

為什么而教？

強榮老師正式入職育英學校教書后，發現自己的月收入比之前在培訓機構兼職代課要低。

因小時曾受到數學老師的激勵，強榮從高中時就有當老師的念頭。在北京科技大學數學系讀研究生期間，為了積攢教育經驗，她每逢周末都到知名的教育培訓機構兼職代課。雖然每周就教兩天課，收入卻不菲。讀研期間，強榮沒管家里要過一分錢的生活費。

2019年來到育英學校正式加入人民教師的隊伍后，強榮又教課又當班主任，還要承擔教研任務和學生活動，每天忙得堪比當年在學校搞科研，收入反而降低了，她卻不以為意。“因為這才是我真正想從事的教育事業。我能從孩子的成長中感到由衷的開心，體驗到培養孩子的成就感，而不只是提分、賣課。”

強榮向記者展示學生發給自己的微信，是一個孩子表達苦思冥想后終于找到解題方法的興奮。“你看，她說她還激動地給自己的姥姥講了一遍。”強榮戳著屏幕畫圈，“我看到以后也跟著激動，就好像我也得到了什么一樣！”

和孩子們分享在數學中發現的快樂，是強榮最想做的。但這種快樂，此前在培訓機構代課多年的經歷從未給到過她。研究生畢業時，也曾有幾個朋友攛掇她一起創業辦教育培訓機構，并描述出一片美好“錢景”，強榮沒有加入：孩子只為提分，機構只為賺錢，彼此交換的全是利益，這種感覺自己已經受夠了。

直指成績和升學的功利，也令金戈受不了。這位育英學校的化學競賽教練，不愿意見到有哪個同學參賽的目的，只為得獎。他希望來跟自己學化學競賽的同學，都是出自對化學這門學科或是對競賽團隊這個集體的熱愛。

金戈先后帶出過幾位全國化學奧林匹克競賽金、銀牌獲得者，其中劉靜嘉同學還曾在2016年獲得過國際化學競賽金牌。金戈告訴記者，每次參賽，令他印象最深的總是：很多參賽選手，無論最終成績如何，都是哭著離場的。

眼淚背后飽含苦澀與艱辛。參與化學競賽的孩子們，學習的強度和密度比正常的高中生更大，付出和犧牲更多。如果沒有真愛，只為成績，過程將極為痛苦。金戈害怕看到自己的學生流淚，想盡辦法讓決心跟自己學化學競賽的孩子們不僅收獲成績，還能夠感受到快樂。

只要有孩子向自己表達出參與化學競賽的意向，并跟上了艱苦的訓練，哪怕在這方面并沒有異于常人的天賦，金戈也會奉陪到底。無論成績如何，金戈決不放棄任何一個人。“教育是培養，不是選拔。我不想要‘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殘酷成就。”

金戈并沒有把帶競賽的目標設定為奪得多少獎牌，反而總將龔自珍的《病梅館記》引以為戒。他生怕社會上對教育病態的焦慮，會摧殘自己如梅花般可愛的學生。為了呵護孩子們學習的熱情，他幾乎365天無休。他承認，在那些難出成績的學生身上，自己花費的心力，遠超于那些有天賦的選手，但他從不考慮性價比。

“你為朋友付出，會計算值不值得嗎？”金戈反問記者，“我想你不會。我為學生們付出也不會。他們就是我的朋友。所謂幸福不一定是靠索取回報得到的，他們愿意接受我的付出，我就已經感到很幸福了。”

2013年從東北師范大學化學系研究生畢業時，金戈反復掂量：自己求學多年，到底哪些瞬間真正感受到了快樂？想來想去，他覺得還是教學實習那段時光的快樂最純粹，因此決定當老師。回想自己高中三年，金戈總覺得壓抑得仿佛當時流行的電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底色那般灰霾，偶爾還會閃過血光。他說想通過努力，為自己學生的高中生活添些亮色。

朱盈梅是育英學校招聘到小學執教的第一位博士畢業生。她于2016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語言學專業博士畢業后，直接來育英學校小學部從一年級開始教語文。她對記者說，對這一選擇，自己從沒后悔過。

在小學執教5年，朱盈梅認為自己重要的收獲之一，是發現小學一年級的孩子，竟有人不會自己吃飯，上完廁所不會自己擦屁股、提褲子。“幼小銜接喊了那么多年，家長們注重教孩子的，卻只有拼音和字母。”這讓她意識到社會上的教育焦慮和孩子們的真實需求是多么脫軌。

隨著自己的學生進入小學中高學段，朱盈梅鼓勵孩子們在校內完成作業，以便回家盡情玩耍。沒想到有孩子哪怕在課間和午休坐著發呆，也不寫作業，并告訴她：“老師，你知道嗎？如果我在學校把作業寫完了，回家我媽就會給我留更多作業。所以我要想玩，就只能在學校玩，回家是玩不了的。”

這讓朱盈梅無比心疼孩子們，也督促她不斷反思孩子需要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我覺得自己求學多年的積累，能讓我更理性冷靜地看待教育，對孩子們多一分寬容和悲憫。”朱盈梅從不認為自己干的是外人眼中“看孩子”的工作，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啟蒙。

學校為誰開辦？

4月24日，育英學校為即將畢業的高三同學舉辦了成人禮。劉開太在成人禮上演講，感激育英學校對自己的哺育之恩。

在自己就讀了12年的這所學校里，劉開太現在不僅是明星，還成為一些學弟學妹心目中的偶像。只因為他喜歡玩蟲子。

劉開太小時由姥爺帶大。姥爺老家在農村，經常抓蟲子給他玩。他對蟲子的興趣由此開始。上學后，他的業余時間多用來抓蟲子、養蟲子。小學二年級時，他在班會課上為大家表演節目，學蟬的叫聲；六年級時，他把自己對白星花金龜三齡幼蟲的觀察做成小研究，在北京市中小學生金鵬科技論壇獲得了生物競賽一等獎。

即使如此，無論老師還是同學，都有人對他的愛好不解。有同學給他起難聽的外號。偶爾忘帶作業，也會有老師對他甩出“別總想著玩你的蟲子，也用點心好好學習”之類刺耳的話。這些都讓劉開太無形中背上壓力，也難免會自我懷疑：難道我研究昆蟲，是個怪癖嗎？

六年級時，一次升旗儀式上，校長于會祥講話鼓勵同學們要從小樹立夢想，熱情投入自己喜愛的事情。這是校長的老生常談了，劉開太并沒往心里去，卻突然聽到校長提起自己的名字：

“我們學校有一名資深昆蟲愛好者，他叫劉開太，聽說他想做中國的法布爾……”

胖乎乎的劉開太聽得臉紅了，不好意思地直抓頭。

“為了支持他的夢想，學校修建了一個昆蟲研究實驗室，用劉開太的名字來命名！”

劉開太直接懵了，大腦一片空白。至于之后他走上主席臺領取實驗室的牌匾時什么感受，校長又對他當面說了哪些鼓勵的話，他完全不記得了。

他只記得，那天升旗儀式后，學校里再沒有老師或同學拿他的愛好打趣。實驗室正式落成后，劉開太把家里的昆蟲標本和小儀器全搬到學校來，建立昆蟲研究的社團，和志同道合的同學們一起，名正言順地玩蟲子。

隨著年齡增長，劉開太發現自己對昆蟲的研究只是觀察和記錄，顯得幼稚。他想從更微觀的層面了解昆蟲的分類和進化。而自己所掌握的知識，遠不足以支撐做這些研究，他便從初三開始啃《動物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等大學課本，跟著老師一起做實驗，參與生物競賽。

今年3月，即將從育英學校高三畢業的劉開太，收到了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農業及環境科學學院昆蟲與線蟲學系的錄取通知書，即將在今秋奔赴這所動物科學排名全美第一的常青藤高校，繼續為自己的昆蟲研究續夢。

還沒出發，劉開太就對記者說，他學成后肯定是要回國的。“祖國有那么多美麗的昆蟲我還沒見過，太可惜！未來我也要回來參與我們國家的昆蟲學研究。我現在已經不再想當中國的法布爾了，我會超越法布爾。”

于會祥告訴記者，那個實驗室并不是為劉開太一個人建的，也不只是為愛好研究昆蟲的學生們建的。“那是星星之火。引導同學們重視自己的興趣，追求自己的夢想。同時也告訴老師們，要尊重孩子的天性，支持他們的探索。”

回溯學校發展的歷史，于會祥認為，曾有個別人對育英學校“紅色基因”的誤讀，一度束縛了學校的發展。有人會誤以為所謂“好好學習”，僅是針對文化知識而言。其實不然，黨的教育方針理念從來都是立德樹人、以人為本，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為黨育人，為國育才。

1954年12月24日，劉少奇曾為育英學校提出要求：“你們教育質量的好壞，現在固然可以看出一些。但真正要看出來，還在10年、15年以后。也就是要看你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到社會上的表現如何。”對此，于會祥謹記于心：“要是在孩子小時，就把他們的興趣、信心給扼殺了，10年、15年之后，他們不會回來罵我們嗎？”

更何況，學校是學生的學校，學校應該滿足學生的合理發展需求。學校該怎么辦？于會祥認為也該聽聽學生們的建議。因此從他2011年調任育英學校校長以來，每月兩次舉辦“校長有約”活動：邀請同學們走進校長辦公室，直接向校長們當面反映自己在校園中發現的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有同學反映食堂的菜太辣，校長就把食堂的廚師們請來參會討論。有同學反映滑梯掉漆了，飲水機下面容易積水滑倒，校長立刻反饋給維修部門，第二天就解決。有同學反映晚自習的時間太長，睡眠時間難以保證，校長認真記下向班主任們核對……

曾多次輪值參加“校長有約”的小學部分管校長楊冬梅告訴記者，對于同學們提出的每個問題，他們都逐條記錄，會后一周在主樓門口公示落實情況；對確實難以即刻落實的，會給予解釋，希望同學們能夠理解，讓同學們感受到自己發出的聲音，確有回響。

已于去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學的杜亦森，記得自己高中階段在育英學校擔任團委副書記時參加“校長有約”，問過于會祥：“校長對我們學校團委發展有什么期待？”于會祥笑笑回答：“希望團委的同學，能主動撿起地上的廢紙、落葉。”

對這一答復，杜亦森和在場的校團委同學們當時掩飾不住地失望：在學校里代表先進的團員們，作為共產黨的助手和后備軍的團組織，難道不應該做些更轟轟烈烈的事情嗎？為什么讓我們去做撿垃圾這種沒有技術含量的小事？

“地上有廢紙，學生都不知道撿起來，基礎教育的目標定得再高大上，又有什么用？”于會祥反復向記者強調，自己所理解的黨的教育方針，重在求真務實。“今天孩子們在校園里能關注學校的發展，尊重身邊的老師和每一位校工的勞動，等明天他們走上社會，才有可能關心國家的建設，勇于擔當，成為棟梁之材。”(記者尹平平)